“广西洪灾、重庆山体崩塌、西藏泥石流三起重大灾害，在不到两个月内接连发生，这恐怕不是偶然。”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灾难性山洪和泥石流后，长期研究气候变化的德国慕尼黑大学地理系教授杨也明，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作出这样的判断。
8月26日，中尼边境因冰川崩塌引发如海啸般的特大泥石流。根据尼泊尔国家灾难局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境内已确认上千人遇难，约5000人失踪；另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境内有43人遇难，519人失联。
中国7月以来已发生数起作出指示的重大人员伤亡灾害，西藏泥石流是其中的最新一起，伤亡也最为惨重。
此前，台风“美莎克”在7月初带来的历史罕见强降雨重创广西，引发水库溃坝和洪灾等系列灾情，导致至少159人遇难和10人失联。7月17日，重庆彭水县又发生大规模山体崩塌，至少51人遇难、10人失联。甘肃两地在7月也先后发生山体滑坡和山洪，分别有21人和25人遇难。
杨也明说，在气候变化的持续驱动下，“从大的趋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类似的极端气候致灾事件高频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在8月中旬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撰文时就直言，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之一，极端天气灾害风险正呈现上升趋势。
他举例，2023年7月，华北东部地区由持续干旱快速转为历史罕见强降水，当地的海河流域发生1963年以来最严重流域性洪水。今年6月，新疆和田地区三个小时就下了一整年的雨量；中国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由本世纪初年均2400多亿元，上升到近年年均3300亿元以上。
中国元首：新型灾害日益显现 防灾减灾救灾正面临新问题
这期《求是》还披露中国元首4月底在一次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中的完整讲话。他指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天气和暴雨、洪涝、台风、干旱等灾害显著增多，破坏性加剧，时空分布出现新变化，冰湖溃决等新型灾害日益显现，“我国（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面临气候变化新挑战的，显然不只有中国。欧洲今年夏季持续遭遇酷热和干旱，除了引发多地野火、农作物严重受损，也推高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德国和西班牙的公共卫生机构估计，两国今夏因高温导致死亡的人数，分别有约1万5800人和超过5000人，均创下10年来新高纪录。
法新社引述欧洲联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称，从西欧到非洲再到中美洲，全球约有33个国家在今年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
联合国警告：全球升温 即将突破安全温度阈值
联合国环境署9月初发布题为《限制气温超标》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气温升幅在未来数年可能突破1.5摄氏度，气候风险和影响将上升至危险的新水平。在2015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中，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将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的限值内。
报告警告，一旦升温突破1.5摄氏度，气候影响和触发临界点的风险将随每0.1摄氏度的升温而增加。预期影响包括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丧失，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低洼沿海城市面临淹没风险；人类健康、粮食安全、供水、自然、城市、基础设施和经济预计也将遭受严重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今年夏天炙热的高温、肆虐的山火和致命的洪水，是对未来景象的警示。
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也通报，厄尔尼诺现象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极端天气风险不断上升并将延续到2027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学科教育学部助理教授兼气候变化研究学者王靖宇，在9月初播出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中研判：“最近发生的坍塌、滑坡、泥石流，规模原来可能是百年一遇，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全球变暖的势头没有被很好地停下来，规模可能会变得更大，比如说过去百年一遇的事件，将来可以变成十年一遇，甚至每年都会发生。”
参与撰写《限制气温超标》报告的英国气象局气候影响研究主管、埃克塞特大学教授贝茨（Richard Betts），也以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的泥石流为例强调，这类事件可能将会越来越常发生。
贝茨还进一步在社媒LinkedIn上发文称：“一如既往，最脆弱的人群和国家面临的风险最大，尽管他们引发的导因是最小的。”
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Shisir Khanal）9月3日在一场外交简报会上，将史无前例的洪灾形容为“喜马拉雅海啸”，称这场灾难再次提醒气候暖化带来日益严重的后果。“尼泊尔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我们的民众却承受着喜马拉雅地区变暖带来的不成比例的重担。”
因此他认为，这场致命洪灾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气候正义、有效的预警系统、灾害防范和韧性重建，必须从纸上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卡纳尔此番表态之际，外界正围绕跨境灾害预警展开激烈讨论。
学者：跨境合作须超越预警本身
据路透社报道，尼中两国官员5月曾在加德满都会谈，讨论加强合作以监测和应对洪水、天气及与冰川有关的灾害风险。不过两名尼泊尔官员透露，会议结束后，他们从中方获得的冰川风险和水位信息没有达到预期，担心如果双方未能充分共享数据，可能会削弱尼泊尔预测和准备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
杨也明认为，主权与数据的敏感性、监测能力不对等和灾害的跨境传导特性，是推动此类跨境合作时会面临的困难。“跨境合作不顺畅确实是突出问题，而解决它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投入，更需要双边在机制层面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和联合预警框架。这次灾害或许能成为一个推动力。”
中国元首8月28日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就指出，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二（9月8日）报道称，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在灾后已迅速与尼泊尔建立联系，共享监测信息并开展联合会商。
报道引述一名尼泊尔气象局高级气象分析师称，尼泊尔方面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共享气象观测、卫星和雷达信息等，在早期预警系统应用等领域加强合作，提升对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和预警能力。
王靖宇认为，以现有的主流技术，很难提前发现8月中尼边境洪灾的风险，根本原因在于灾害源头的位置。“常规的监测手段根本覆盖不到这个无人区，因为它海拔太高了，那个地方本来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但它却是灾害发生的源头。”
为尼泊尔政府提供灾害和气候风险管理支持的环境人类学家洛德（Austin Lord），在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官网发表分析文章指，此次灾害源头位于真正的监测盲区，此前中国、尼泊尔及国际科学界均未识别出这个地点正在形成风险。文章称，“没有人隐瞒任何信息。此次事件的速度和强度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尽管如此，洛德也强调，仍有必要全面改进相关体系并加强协调工作，“或许此次事件将催生新的、更有效的跨境合作与行动模式”。
灾害韧性建设无法一蹴而就
杨也明进一步指出，跨境合作须要超越预警本身，走向联合韧性的构建，包括建立联合应急演练机制、共同制定灾害风险区划和防灾标准、探索设立跨境灾害风险基金等。“真正的灾害韧性，不能只靠一国境内的防御设施，而须要在流域尺度上建立共同的风险意识和行动契约。”
他也提到，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决定了灾害会不会发生，但工程建设选址、土地利用方式、基础设施防灾标准等人为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灾害“会造成多大伤亡”，因此降低风险、提升韧性是有系统化办法的。
杨也明坦言：“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投入和政治意愿，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每一次重大灾害都是一次压力测试，它暴露出的短板正是韧性建设的着力点。如果我们能将灾后的痛感转化为灾前持续投入的动力，长期来看，灾害伤亡是有望显著降低的。”
信息披露转为由上而下 新常态引发关注
“这个信息披露的方式太让人意外了。”中国首都北京去年7月遭遇暴雨，官方当时在指示防汛救灾通稿的最后一段，首度披露“北京市密云区暴雨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让一名中央级官媒人士感到震惊。
这场暴雨打破中国过去多年来的信息披露惯例。此前的重大伤亡事故中，往往在事发地官方公布具体伤亡或失联人数后，的指示通稿才会随之而来。如今，经由高层指示来首度披露一场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已经成为新常态。
今年7月以来，中国一共发生四起高层指示首度披露有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8月的西藏泥石流灾害、7月的重庆山体崩塌和福建晋江鞋厂大火，以及星期四（9月10日）的青岛船厂货轮火灾。根据官方通报，四起事故分别至少造成43人死亡519人失联、51人死亡10人失联、28人死亡，以及25人遇难。
四起事故均是在北京高层指示发布后，地方官方才首次公布伤亡失联数字。此外，今年以来多篇重大伤亡事故的高层指示通稿中，也不再像往常一般会提及具体的伤亡失联人数。
在中共政治局今年4月底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上，中国高层说：“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及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助理王晟宇向本报分析：“强调‘及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其核心诉求正在于‘准确’。面向公众信息控制固然重要，但怎么让一个个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的老油条上报地方的真实情况，让中央政府不陷入回音壁，才是最为要命的政治问题。”
中尼边境大洪灾爆发后 两边死伤通报对比鲜明
煤矿大省山西下辖的沁源县，5月曾发生中国17年来最严重矿难、导致至少82人死亡，当地一度被舆论质疑存在谎报瞒报，多名官员后来接连落马。
王晟宇认为，“沁源事件”引发山西官场震荡，反映出北京对地方治理信息传导机制是否畅通保持着高度警觉。“尤其令高层警惕的，正是那种‘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令中央陷入被动的情况。”
另一方面，尼泊尔与中国边境8月的灾难性泥石流洪灾后，两国对遇难失联者的信息披露形成鲜明对比。相比尼泊尔在政府网站公布失联者名单、遇难者辨认信息，中国官方提供的只有模糊的遇难失联数字。
中国民间因此频频出现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流言。西藏泥石流和广西7月逾百人死亡的洪灾后，有民众分别在网络发布“加上尼泊尔那边，估计死亡要上千人”“这场洪水听说死了1万人左右”等言论，遭到官方处罚。
2012年，北京一场至少79人遇难的暴雨后，官方曾公布所有遇难者姓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时评论说，这是“极其可贵的进步”，呼吁“让公布遇难者名单成为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但中国近年的多起重大伤亡事件中，官方只披露伤亡失联总人数、以隐私为由不公布遇难者姓名等信息已成为常态。
在今年的西藏泥石流与重庆山体崩塌事故中，罕见有个别为政府部门工作的遇难失联者，因生前最后一刻仍在提醒民众撤离，被官方选择性地主动公布姓名。他们被塑造为正面宣传典型。
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有在西藏失联的外国人家属称，“没有从中国得到任何消息”，中国的信息封锁加剧他们的痛苦。
面对外界质疑，中国政府本月初首度邀请并组织多家外国媒体，进入西藏泥石流灾区核心现场采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早前也称：“中方信息发布公开、透明、及时。借灾情搞恶意抹黑和炒作不得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