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能否在满足经济、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用地的同时，尽可能保留自然和建筑遗产在内的环境？随着土地日益稀缺，不同需求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巧妙化解这种内在张力将变得愈发困难。
这些担忧再次浮出水面。今年7月，建屋发展局在完成环境与历史遗产评估后宣布，将在吉门营房和斜阳大道兴建新组屋。为了腾出空间，斜阳大道约15公顷的马裕树林和吉门营房至少10公顷的树林可能会被清除。
这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弹，声势之大或许是自2001年官方宣布乌敏岛仄爪哇填海造地计划，以开辟最终用于军事训练的“储备用地”以来所未见的。仄爪哇是新加坡仅存的几个河口生态系统之一，拥有独有的珍稀动植物。在这两起争议中，个人、社区团体、环保人士以及公民社会组织都纷纷行动起来，呼吁政府重新检讨决定，并加强环境保护措施。。
在公众的强烈关注和反馈之下，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圣辉在8月14日说，政府正考虑对这两个地段的现有计划“作出调整”。
他指出，官方将确切评估这两个地段还能保留多少绿地，但他补充说，必须做出的权衡取舍是“接受这意味着我们在两个地段可为国人兴建的住宅会减少”。在8月4日的国会及之后的发言中，陈圣辉都重申，目前的计划绝非最终定案。
权衡取舍的局限性
权衡取舍（trade-offs）作为经济思维中的常见概念，常被用于政策讨论中为所作选择提供依据，但在追求平衡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思路将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须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无须在政策制定中，作出涉及权衡取舍的选择。
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刻意去寻找，总能发现须要妥协取舍之处。我们显然有必要避免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方式看待政策选项，而权衡取舍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助长这种倾向。
展望未来，挑战在于将经济与环境视为共生关系，这将能激发政策制定和城市规划中的突破性思维。我们过去曾成功做到过，如今也拥有更充足的资源做得更好。
把发展与自然看作零和博弈，即两组截然不同的权利、利益、权力和利益攸关方，是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如果把它们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权衡取舍可能就会被视为糟糕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一方必须为另一方让路。就像我们不会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做绝对的取舍，而是竭力取得平衡一样。
新加坡在应对长期存在的脆弱性方面所做的努力。提供重要启示。例如，如果当初因为土地限制，而在水供自给自足与其他紧迫的经济需求之间做出妥协取舍，今天不仅会对本国的水资源和国家安全缺乏信心，也不会积极推进如今造福全球和新加坡的水技术的发展。
权衡取舍意味着总有一方的利益或需求优先于另一方。虽然取舍有时在所难免，且常被视为务实之举，但政策制定者应努力以更全面的方式，协调不同的利益与需求，如经济与环境的需求。
事实上，建屋局对吉门营房和马裕树林的规划，并非环境（广义而言）与住房之间权衡取舍的体现。
例如，吉门营房在最初未定案的规划中，保留相当于该地段40%面积的绿地，包括以原生树种为主的次生林、整条林间溪流，以及与邻近公园和拉柏多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走廊。
同样，在马裕树林最初未定案的规划中，也保留约35%的林地，涵盖以原生树种为主的次生林、一条天然淡水溪流及周围的滨水植生缓冲带（riparian buffer），还有旧裕廊铁路。
从某些方面来看，官方在解释发展规划并反复提及权衡取舍时，缺乏细节。政策制定者将越来越须要有说服力地证明，他们不仅考虑所有选项，而且还致力于创造新的选项。这要求在创造选择时展现创造力、创新精神和胆识，而这正是良好治理的标志。
这进而要求政策决策在涵盖其他种种考量之余，突破现有规范，将时间视野延伸至更长远；不仅要超越纯粹的经济考量，对无形事物进行价值量化，同时兼顾正面和负面外部效益以及代际公平。此外，并非所有事物（例如生物多样性）都能轻易标出价格。
发展与自然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能够相互制衡，避免任何一方的过度发展，而非简单地诉诸权衡取舍。我们追求的是平衡，而非完美的均衡。否则，我们不过是用一种迫切需求，取代另一种迫切需求罢了。
共同创造理想成果
在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岁月里，“改变即现代化”的论调极具吸引力，因为当时的新加坡人期盼着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并渴望以摩天大楼和新购物中心为载体的现代生活。
60年后的今天，受后物质时代诉求的驱动，国人也越来越渴望周围环境的恒常与熟悉，并对正在消失的自然和人为遗产感到惋惜。我们清楚自己得到什么，但也越来越多地反思失去什么，或可能正在失去什么。
目前，我们仍不清楚这两个地段究竟会保留多少树林。最终面积的减少会有实质意义吗？是否会像新加坡自然协会等团体所倡导的，保留三分之二的树林（而不是开发三分之二）？魔鬼就藏在细节中。
任何面积的缩减，都必须确保剩余的次生林面积足够大，可以作为森林栖息地；否则，减少砍伐面积仅具象征意义，无法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缓解措施至关重要，在开发工程期间必须落实到位，以减少对剩余树林的生态多样性的影响。如果邻近区域的开发工程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退化，这种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官方必须谨慎行事，并利用马裕树林和吉门营房的开发项目来证明：增加住房供应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建筑遗产的双重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而非必须相互妥协。
果真如此，当未来开发其他具有类似情况的地段时，公众就会对我们实现双赢结果充满信心。在当前局面中，所谓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对立是人为制造的，不应重演。正如当前争议所显示的，这种对立只能引发徒劳的争议，而无法增强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信心。
公众和利益攸关方的协商，对开发过程的各个阶段——从规划、执行到完工——都至关重要。我们应努力共同创造出一种理想结果，既能优化这两处地段提供的住房用地，又能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这种规划有助于避免因权衡取舍，而常常导致的零和博弈式做法。
正如对待影响环境的重大建设项目一样，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告诫我们，即使缺乏科学上的确定性，在面对已被确认会对环境或人类健康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我们也不应拖延能够预防或减少环境退化和人类健康损害、具成本效益的措施。
从根本上说，建屋局的计划所引发的争议，并非关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它反映的是人们在平衡物质需求与人文价值方面所作的努力，而在这个城市国家，实现两者兼顾，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奢侈，而是日益成为紧迫的任务。
在努力确立自身作为全球城市地位的同时，新加坡须要更加关注那些使它与众不同的特质，同时培养国人对新加坡的地方感和归属感。这或许意味着我们须要更加珍惜那些不可替代的事物。
毕竟，我们的城市国家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我们的希望、抱负和归属感的家园。通过赋予城市规划和发展所期望的人文价值，我们也正在滋养这个城市国家和人民的灵魂。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