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职位薪金是一个棘手且容易引发情绪的课题。这是笔数目高于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因此，我能理解为何国人会密切关注，以及为何许多人对此反应强烈。对部长而言，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容易谈论的话题。
但我们实行的是开放的制度，并坚信部长薪金应当透明。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在政治上棘手就回避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薪金的问题，它最终关乎新加坡能否继续拥有引领国家前进、在未来岁月里更好地服务国人所需的高素质政治领导层。
我们的情况
在2012年的上一次辩论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人党之间取得相当大的共识。工人党提出与我们不同的计算公式，但最终得出的薪金水平大体在同一区间。更重要的是，国会双方都在以下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政治薪金应当透明，没有隐藏的津贴与特权；薪金必须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使我们能够招募到所需素质的人才，同时必须包含实质性的折扣，以体现公共服务的精神。
此后，政府在调整该框架下的薪金时，一再保持克制。2017年，独立检讨委员会建议上调薪金，但政府决定不予执行。原定于2023年的进一步检讨也被推迟。因此，政务官的基准薪金已有15年未曾变动。
在同一时期，其他领域的薪金都在上涨。私人企业薪金提高，公务员薪金已经调整，司法人员薪金也已更新。
因此，部长薪金已被进一步抛在后头。与私人企业相比，这一差距就更为明显。即使在公共服务体系内，一些资深常任秘书的收入也高于部长。这并非因为框架变了，而是历届政府在不同节点都决定暂缓调整。
在每个节点，暂缓都有充分的理由。实际上，国务资政李显龙曾希望在卸任总理前解决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不愿将这个棘手的难题留给继任者。但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做出调整。因此，这个责任现在落到我的肩上。
在政治上，维持现状对我来说容易得多，但这并非正确做法。我们不能在原则上肯定一个框架，却在实践中无限期地无视它。否则，久而久之，框架就会失去意义。克制不能变成忽视。这就是我决定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的原因。
为何政治领导力至关重要
我们的出发点是：良好的政府有赖于优秀的领导人。
机构的效率取决于领导它们的人。系统和流程固然重要，但它们不会自动运转。尤其在最高层，领导的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
许多企业深谙此道，这也是为何董事会在接班人计划上投入大量时间。他们知道，高层人员决定了决策的质量、团队的实力，并最终决定整个组织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有人或许会说，部长的情况不一样。毕竟新加坡已拥有一流的公务员队伍，能干的公务员肯定能维持系统运转。
我在公共服务体系待了多年，对我们的公务员深感自豪。他们分析问题、制定方案，并为部长提供最专业的建议。一旦做出决定，他们也会努力落实到位。
但有些决定是公务员无法也不应作出的。例如，如果重组某个行业会导致岗位流失，我们重组的步伐该多快？加强社会安全网的成本，应如何在个人、社区和政府之间分担？今天我们该征收多少税，又该为子孙后代留多少？
这些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们涉及有关优先事项、利益和价值观的抉择。
因此，一支强大的公务员队伍无法替代有效的政治领导。部长必须为部门设定方向、决定优先事项并作出战略决策。如果这些决策错了，即便是最优秀的公务员也难以取得好成果。他们或许执行得很好，但却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行。
久而久之，政治领导的素质也会影响公务员队伍本身的素质。能干的官员希望为他们尊敬且能从中学习的领导效力。他们希望部长能洞悉问题、提出正确的疑问、作出明智的判断，并为决策承担责任。如果部长屡屡表现不佳，优秀的官员就会感到沮丧，许多人会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人可能也不愿再贡献最佳的点子，或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因此，认为我们可以让能力平平的部长，领导一流的公务员队伍，而一切还能照常运转的想法，纯属幻想。
我们在寻找具备什么特质的部长？首先是品格，这是一票否决的因素。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价值观和奉献精神，无论他多有能力，都不应成为部长。但单靠品格是不够的。部长还需要能力——须要有做好这份工作的判断力、能力和领导力。这就凸显薪金的作用。薪金并不能决定谁有能力，但它确实会影响是否有足够多有能力的人愿意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份责任。
部长这份工作本身要求极高。有人可能认为很简单，毕竟部长只要顺应民意就行了。确实，总会有政治上讨巧的选择。我们可以推迟艰难的改革，可以承诺更多福利而不说明谁来买单，可以避开那些会惹恼特定群体的决定。
短期来看，采取这些避重就轻的做法或许更容易，但后果最终会反噬我们。
而且，我们在许多国家都看到这种情况。政府领导人往往知道该怎么做，但政治代价是立竿见影的，而好处可能要等几年后才会显现。因此，艰难的决定一拖再拖，有时是屡屡推迟。最终，公民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比起大多数国家，新加坡更没有这样执政的余地。我们国家很小，几乎没有天然优势。我们承受不起让重大问题恶化多年后，才采取行动的后果。
以我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的重塑家庭政策为例。
公务员可以检讨每项计划并提出改善建议。但是，是英兰妮和工作组的其他政务官，将父母的育儿历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并协助塑造总体配套——决定哪些援助能发挥最大作用、成本应如何在父母、雇主和政府之间分担，以及各项措施如何相互配合。
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全靠过去多年来作出的各项决策。
历届政府在开支上一直谨小慎微，在管理国家资源上纪律严明。这意味着我们要作出艰难的决定——包括在预知开支需求将增加时，上调消费税。正因为我们及早行动，今天才有足够的财政空间，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家庭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这说明了部长的职责所在。这并非仅仅为了做当下一时受欢迎的事，而是要判断什么决策能让新加坡在明天处于更强大的地位。这须要对问题有深刻的掌握，对优先事项有清晰的认知，并愿意作出艰难的决定。
我并非暗示部长总能作出完美的决定。部长确实会犯错。有些人在某些领域会比其他人强。当我们出现短板时，我们必须学习、改进并承担责任。
但总体而言，我相信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就像新加坡历代传承下来的一样。我们的部长能够精通所负责的领域，作出准确判断，独当一面，并赢得国人的信心和信任。必要时，他们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出色地代表新加坡。
能做到这一切的人才并不好找。他们必须有为国奉献的品格，必须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且还必须有足够多这样的人愿意挺身而出。
我们的新加坡制度
这一挑战并非新加坡独有。
不同的国家试图以不同方式应对这种张力。由于政治薪金极其敏感，许多体制将官方名义薪金维持在低水平，但却在职务周围附加其他实质性的福利和特权。在其他一些地方，政治人物或许可以通过外部利益来补充收入。又或者更常见的是，丰厚的经济回报可能在他们离职后才会到来。因此，表面的名义薪金看起来可能很微薄，但整体情况却复杂得多。
然而，即便有了这些安排，许多国家仍难以吸引到所需的人才。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比我们多得多，人才库也庞大得多，但它们依然难以组建强大且稳定的政府。
新加坡一直是个例外。在政府效率、廉洁度及公共机构素质方面，我们始终位居世界前列。我在世界各地遇到过许多研究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人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新加坡不仅是高效政府的典范，更是值得他国借鉴的榜样。我们维持这些标准已经太久，以至于新加坡人可能开始觉得这理所当然。但这在其他地方绝非常态，在新加坡也不能保证必然如此。
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政治体制应当如何设计及运作，作出深思熟虑选择的结果。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公开透明地处理政治薪金问题。
我们认识到，能力出众的人才在政界之外也有很多选择。因此，我们付给政务官具竞争力的薪金，但同时也打了一个大幅度的折扣，以体现政治服务的本质。全额薪金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隐藏的薪金部分或公布框架之外的额外津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裸薪”。
相应地，新加坡人理所当然地对政治领袖抱有极高的期望：具备高尚的诚信与行为操守；具备能力；为我们作出的决定负责；并最终通过选票向选民交代。
同样的广泛考量也适用于国会议员。
我们选择不把议员津贴当作象征性的车马费。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津贴，因为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都肩负着重大责任。提供适当的津贴，使得行动党和工人党都能招募和派出强大的候选人。我们在国会中也能看到成果：我们的议员拥有广泛的背景和经验，为辩论带来不同的视角。我们或许会在国事辩论中产生强烈分歧，但辩论质量很高，新加坡也因此变得更好。
所以，若我们希望政治体制保持有效，就不能让它的基本服务条件偏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不仅适用于国会议员的津贴，对政务官的薪金而言，更是如此。
因为政治更新不是一次性工程，我们必须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不断引进不同背景、能干的新加坡人。
建立下一代领导团队
这一直是行动党治国方略核心中的重要理念：我们不仅要为今天建设，也要为下一代铺路。这或许是李光耀先生留下的最伟大政治遗产。他没有仅仅围绕自己建立一个成功的政府。他煞费苦心地留下一个在他离去后，依然能让新加坡继续顺畅运转的体系，而其中的核心便是领导层的更新——不断引进优秀人才，并为下一代接班作好准备。
然而，随着时间演进，将具备丰富私人企业经验的人才引入内阁，变得愈发困难。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我与李资政共事多年——自2004年起，先是作为公务员，后来进入内阁。我亲眼目睹他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物色人才、说服他们从政，并组建下一代团队。这也是2011年他找我时，我同意从政的原因之一。
现在，作为总理，这是我的责任——不仅要领导本届内阁，更要为新加坡组建下一支团队，即接替我们的团队。
我接任总理时51岁，与李资政就任总理时的年纪相仿。从外界看，这次交接可能显得一帆风顺。但经历过这一切的我们都知道，这条路绝非坦途。
事实上，李资政曾希望更早交棒。但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转折。王瑞杰中风。随后冠病疫情暴发。瑞杰后来决定退位让贤。团队不得不重新集结，再次梳理接班事宜。
那段经历教会我重要的一课。领导层交接无法像时钟一样按部就班地规划。人和情况都会改变。意外事件总会发生。因此，我们须要整支团队具备深厚的实力，而且我们须要及早开始更新换代。
正因如此，在我接手时，我非常清楚更新任务迫在眉睫。在我接棒时，我是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大多数人都比我年长，几位经验最丰富的部长也年事已高。但我们却没有足够多的年轻部长，准备好接手这些职务，尽管李资政一直不遗余力地更新团队。2012年削减政治薪金，加上随后15年未对基准作调整，让这项任务变得更艰难。
在上届大选前，我找了几位我认为具备政治领导气质与潜质的资深常任秘书交谈。凭借他们的经验，他们有可能更快地接管主要部门。最终，没有人准备迈出这一步。但我成功引进一些极具潜质且有更长跑道的年轻官员，如萧振祥、梁振伟和刘洁敏。
即便如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李资政，我团队中最资深的三位成员是颜金勇、尚穆根和维文。他们分别掌管着核心部门——贸工部、内政部和外交部。到下一届政府任期时，这三位都将年过七十。我们不能计划让他们到那时继续执掌这些部门。为了团队的利益，也为了新加坡体制的稳固，我们需要下一代来接班。
要为这个层级的部长找到完全现成的接班人，是非常困难的。资深人士的学习曲线较短。但这些职位所需的判断力、经验、政治威望和人脉网络仍需要时间去积累。因此，我们须要及早引进优秀人才，循序渐进地赋予他们更重的责任，为接班作好准备。我们现在正是这么做的。但我们还须要建立人才储备的深度，因为并不是每个引进的人，都能最终胜任这些重担。
我在寻找财政部的接班人时，也面临同样问题。我很幸运曾作为公务员，在那里工作多年，所以对相关业务很熟悉。这让我在瑞杰卸任时，顺利地接过棒子。目前，我还可以继续兼任总理和财政部长。但理想的情况是，我应让其他人来接管财政部。
因此，环顾财政部、贸工部、内政部和外交部，接班的挑战十分严峻。
从公共服务领域招募人才变得越来越难。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如今高级公务员有着意义非凡的职业生涯、重大的责任以及具竞争力的薪金。投身政治服务意味着放弃原有的职业轨道，并承受选举的考验和公众的审视。如果公共服务薪金与政治薪金的差距继续拉大，阻力就会变得更大。
如果这在公共服务领域已是个挑战，从私人企业招募人才更是难上加难。
我希望内阁中能有将大半职业生涯奉献给商业或其他专业领域的人才，特别是有管理大型机构和监督复杂系统经验的人。他们起初对政府运作可能没那么熟悉。但他们能带来作出艰难决策、管理人员与资源、在商业压力下运作，并在激烈竞争中取得成果的实战经验。这些在内阁中都是宝贵的能力。
陈诗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私人企业打拼多年后，他于2020年加入我们。在上一次国会会议中，他深刻剖析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支持他们，可谓极具权威。他充满信念地发表演讲，凭借的是多年经营企业并亲身应对这些压力的经验。这让他的演讲充满说服力，团队中其他人难以复制。他带来不同的视角，并为团队作出切实的贡献。
想想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在私人企业的情况。比如新加坡大型上市公司的总裁——在银行、电信、航空、工程等领域——以及这些公司中有望接任此类领导职务的人选。在这些层级，他们的年薪可能高达数百万元，远超修订后的MR4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我们并非试图匹配他们的现有收入。这永远也不可能。但当我们要招揽这种级别的人才时，不能假装这个机会成本不存在。
在上届大选前，我曾和几位我认为能在政治领域作出切实贡献的总裁和高级商业领袖交谈过。他们赚取的薪金是部长的数倍。没有人直接跟我说是因为薪金而不愿加入。我也不会想要那种把金钱作为主要决定因素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薪金毫不相关。让我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决定。他们花了多年时间建立起成功的职业生涯。我们要他们放弃这一切，接受大幅度的减薪，去参加一场胜负未卜的选举，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中从头开始。
我承认，这种牺牲不仅仅是财务上的。政治生活对家庭提出实实在在的要求。有些时间，一旦流逝就永远无法弥补。还有公众的审视——这种审视并非配偶和孩子所愿，但他们却不得不与我们共同承受。没有任何薪金调整可以弥补这些。薪金也从不是为了弥补这些。薪金的作用其实要简单得多：只是为了确保在承受这种种牺牲之余，我们不至于让财务成为过大的障碍。
我也知道，人们会审视他们将要加入的团队——它的立场是什么，团队成员如何领导和为人处世，以及这些是不是他们想要与之并肩作战的人。这也是我极其重视的责任。我们这些已在政治领导层的人，必须以一种能赢得尊重、激发信心，并能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的方式行事。
这就是我们在本次辩论中必须正视的问题。这不仅关乎今天我们给部长多少薪金。更关乎未来的总理能否继续有切实的机会，去说服能干的新加坡人——无论来自公共服务、私人企业还是各行各业——说服他们挺身而出，打造一支一流的团队，以服务新加坡和新加坡人。
结语
新加坡的良好政府并非天生如此。这是经过多年煞费苦心建设而成的，而且维持这一点也并非自然而然的事。
60多年来，新加坡人受益于一个能够未雨绸缪，做出艰难抉择并切实兑现承诺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把这种执政能力保留给子孙后代。
这正是我决定现在处理这个课题的原因。针对这次调整，我恳请你的谅解与支持。这不关乎今日的行动党政府。我们无法预测多年后的政治格局会变成什么样。但无论哪个政党掌权，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新加坡都需要强大且有效的政治领导层为民服务，带领国家前进。
良好的领导层历来至关重要。在我们身处一个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和动荡的世界时，它将更加不可或缺。所以，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为有能力、有公共精神的新加坡人敞开大门，让他们挺身而出，领导并服务大众。让我们给子孙后代予信心：当关键时刻到来，一定会有领导人准备好迎难而上，带领新加坡奋勇向前。
作者是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
本文是他于9月8日在国会发表的部长声明
黄金顺节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