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谈谈一些个人感想。
从政前，我在私人领域工作30多年，最初是一名医生，后来在医疗领域创业，先后创办一家医疗集团和领导另一家全球私人医疗集团。
行医让我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我求学时，母亲患上重病。这促使我改变志向，选择学医。行医也让我深刻领悟到一个道理：无论面对什么病症，都应先看到人，再看到病。面对病人时，医生首先要做的不是诊断，而是倾听；不是开药方，而是理解。“有时能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We cure seldom, relieve often, but comfort always）这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念书时学过的一句名言。
之后的30多年，我的职责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为病人看诊。我也有幸领导医疗集团和企业，不仅有机会改善面向个别病患的医疗服务，并和团队一起建设惠及数十万人的医疗体系。这份工作意义非凡，也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它既挑战我的思维和判断，也锻炼我的领导能力。当然，这些经历也给予我丰厚的回报。然而，随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大，我领悟出一个不变的道理：职业决定权虽在于我，但会对我身边的人产生深远影响。这包括我的家人和亲友、我的病患和员工，还有我的生意伙伴和投资者等等。
我的职业生涯精彩而充实。我有机会建立、整合并拓展所属集团的全球医疗网络，为世界各地的病患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我也有机会促成重要的商业合作与并购项目，并推动新加坡医疗业走向国际。
对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来说，要我同时兼顾这些不同的职责并不容易。这其中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难免会遭遇挫折。有时，前路看似艰难，肩上的担子也显得格外沉重。所幸的是，我在这一路上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在我经历困难时，他们都曾向我伸出援手。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放下这一切，选择从政？
从政能服务更多人
事实上，放下原本充实而有成就感的事业，投身纷繁复杂的政坛，并不是我一时之间作出的决定，而是我逐渐意识到：多年来在私人领域累积的经验，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发挥价值；不仅是改变少数人的人生，也不仅是发展一个机构，而是回馈国家、服务人民。因此，当机会来临时，我决定投身公共服务。
我也曾想过，如果这个机会来得早一些，让我在40多岁而不是50多岁才从政，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我不知道，但我从不后悔这些年来行医和在医疗领域创业，毕竟这种种经历造就了现在的自己。
不过，在私人领域的30多载，我一直认为公共服务是一项特殊而艰巨的使命。在2020年进入内阁后，我也的确深有体会。政府和我过去所在的任何机构都截然不同。每一个课题都涉及很多不同层面，每一个问题都不简单，每作一项决定前都须要深思熟虑。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权衡利弊，作出艰难取舍。每一项政策都会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且关系到我们长远的未来。
对我而言，从政后要学习的新事务很多，也让我深切体会到自己还有许多不足。直到今日，我仍有这样的感受。即使已累积数十年的领导经验，我发现自己每天仍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例如，学习政府如何运作，了解不同政策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学会如何更用心倾听民意，在不同诉求之间取得平衡；以及意识到，单凭好的出发点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有时，我还是会问自己：当初选择从政，是不是正确的决定？我是否舍弃太多？我从政后的贡献，是否足以证明当初的决定是对的？事实上，从政对选择投身其中的人有着更高、更多的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责任更重大。每一个决定也都会受到严格检视，公共职责和私人生活之间往往难以分开。
管理一个政府部门不能靠猜测或碰运气，更不能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要做出正确的政策判断，需要时间，也须要反复讨论和审慎权衡。有时，我会希望自己能为从政作更充分的准备。或许，如果我当初能更早投身公共服务，有更多时间学习和历练，我就能为新加坡作出更多贡献。
然而，这正是矛盾所在。对年轻专业人士而言，要放下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并不容易。尤其当这份事业不仅让他们的家人衣食无忧，也让他们有机会大展拳脚、步步高升，要他们毅然放下大好前景，转而全身心投入公共服务，绝非易事。
这些反思，也带出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课题。
仅以我个人而言，部长薪金无论定在任何现实可行的水平，都可能达不到我之前的收入水平。如果继续留在私人领域，我或许还可以在未来很多年里推动新的大型项目、创办新企业，并获得更高的收入。说到底，如果我看重的是金钱，我当初就不会从政。
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回馈这个给予我许多机会，让我有今日成就的国家。但我也明白，这只是我个人的经历，我无法代替每一个面对这项抉择的人发言。对他们而言，是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还是投身充满不确定性的公共服务领域，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就我个人而言，在从政前，我已在私人领域奋斗数十年，期间创办和发展多家企业。这是我在27岁首次创业时想都不敢想的成就。决定从政时，我已经拥有足够的经济保障和独立性，因此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政治信念作出决定，而不必过于考虑个人经济得失。
从潜在人选须牺牲的角度换位思考
我也知道，不是人人都能像我这样，没有后顾之忧。我们不妨再试想一位40多岁的优秀外科医生会面对的情况，例如当年的维文医生和黄永宏医生。他们作为部长所获得的薪金，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他们所放弃的收入。又或者是一位公司刚开始上轨道的企业家、一位拼搏多年后终于收获丰厚回报的金融业者，或一位事业处于上升期、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层管理人员。
这些正是新加坡公共服务领域需要的人才。如果他们在正值巅峰时从政，便会有更充裕的时间向前辈学习、积累经验，继而长期为新加坡作出贡献。
以我的个人经验而言，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各位，当我们邀请这些优秀人才投身公共服务时，我们也在要求他们在生活上作出巨大改变。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也必须作出一些牺牲。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有许多人愿意响应号召。
别忘了，他们必须准备好舍弃许多东西，例如时间、未来的发展机会、个人目标和隐私。金钱上的得失，只是众多机会成本中的其中一项。有些人最终会觉得这一切的代价太高，因此婉拒。
如果这种情况屡屡发生，对新加坡而言，将是一种损失。关键不是这些人没有为民服务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须付出的个人代价实在太大。
因此，这场辩论的重点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应为了金钱而投身公共服务。投身公共服务绝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这场辩论的重点也不在于确保部长能够获得与在私人领域时相当的收入，因为这根本不可能。不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即便是较年轻的专业人士或企业界领袖，也不例外。
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新加坡能否持续吸引来自各行各业，兼具能力、诚信和经验的人才投身政治？不仅是那些已经事业有成的人，也应该包括那些正值事业冲刺期的人。因为在这个阶段，他们精力充沛，最能发挥所长，长远来看，或许也能作出更多的贡献。
如果投身公共服务对太多有能力的国人而言代价过高，长久下来，新加坡可从中选拔的治国人才就会越来越少。国家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将远远超过支付给部长的任何薪金。
说到底，公共服务是一项崇高的使命。但即使怀抱使命感，人们仍须在认真权衡后，才能决定是否投身其中。我们的责任，是确保当有能力的新加坡人受邀从政时，他们的考量，更在于自身的意愿和能力，而不是家人所要承担的经济代价。
议长先生，我很庆幸，当国家需要我挺身而出时，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能为我们深爱的国家和人民服务，始终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必将如此。
我希望，未来当有年轻国人考虑从私人领域转而从政时，我们不会为他们增添不必要的障碍，让这个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归根结底，新加坡政府的能力，并不取决于从政者领多少薪酬，而在于我们能否持续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为国服务。
因此，议长先生，这是一项关乎新加坡未来，而且无论何时都值得我们作出的投资。谢谢。
作者是贸工部长（能源与工业）
本文是他于9月10日在国会辩论部长薪金声明的演讲，小标为编辑所加
译文由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