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近日出现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种族歧视言论，接连引发国务资政、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穆根，以及黄循财总理和国务资政李显龙相继公开谴责。政府反应强烈显示问题的严重性，也提醒国人要正视潜在的危险——在多元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加坡，挑拨这些敏感神经无异于玩火。合理的政策辩论是民主社会的常态，但是把商业决策与种族身份混为一谈，显然已经逾越分寸；用外貌或姓名质疑国民身份，更违背现代文明价值。
我们无法否认人性，部落主义是人类进化历程所形成的本能，毕竟在适者生存的自然界，唯有别内外，分亲疏，抱团取暖，才能确保物种的生存和繁衍。现代文明在理性上否定基于血缘和地缘的部落主义，因为这些传统容易衍生裙带关系和敌我意识，违背现代文明强调陌生人根据能力和彼此所需，相互信任与合作的价值观。
正因为部落主义深植人性，它也是最容易被挑拨的情绪，尤其当政客意识到它强大的动员力之后，更加抗拒不了玩火的诱惑。2000年代前后的台湾省籍既有矛盾，就被刻意放大，把同文同种的社会区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从中收割选举红利。当时最流行的一句政治动员口号是“外省人滚回大陆”，而最俏皮的一句反驳就是“先来的先滚”，因为相较于原住民，无论是所谓的本省人或外省人，祖上同样都是大陆移民，差别只在时间先后。
相对单一的台湾社会尚且如此，多元的新加坡自然就要更加倍警惕了。与台湾类似，新加坡基本上也是由移民以及他们落地生根的后裔所建设的社会，尽管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文明和地区。因此，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更明显，也更容易被利用。英国殖民者一贯采用“分而治之”策略，防止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殖民统治。作为全民必须团结一致的独立国家，政府因而要通过各种社会政策，如保留英文作为各族共用的行政语言，推动讲华语运动打破不同华族籍贯的隔阂、集选区制度、限制组屋族群比例的种族融合政策、国民服役等，在保留和尊重各族文化之际，凝聚新的国民身份认同。
但再怎么努力，这都是一个逆水行舟的过程。经过60余年如履薄冰的经营，新的国民身份认同开始略见雏形。本地红十字会为尼泊尔灾区筹款突破300万元，说明大部分人并不认同歧视言论。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开始产生集体认同感，然而部落主义的本能并未能全然消除。以民族大熔炉自豪的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无法消除对黑人的歧视，特别在奴隶制盛行的南方各州。经过长期努力，美国的种族关系在本世纪开始改善，盖洛普在首个黑人总统奥巴马当选次日的民调显示，约67%认为种族关系“最终会解决”，创下历史新高。但这仅是昙花一现，2016年盖洛普民调就发现，35%的美国人对种族关系“非常担忧”，也创历史新高。2020年美国黑人弗洛伊德在被警察拘捕时丧命，引发全国大城市暴动，《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联合民调显示，56%的选民认为社会存在广泛种族歧视。
美国种族关系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非本文讨论宗旨，主要为说明就连自诩民主灯塔的发达成熟社会，也都难以超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本能，遑论其他。不少国家的惨痛经验，都证明操弄种族、宗教课题不啻玩火，如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及随后的内战，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等地发生系统性大规模杀戮与种族清洗；1994年非洲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在短短的100天里，约80万人惨遭杀害，部分估计更高。当时有报道说，前一天还相安无事甚至关系良好的邻人，隔一天就变为不共戴天的仇人，爆发种种惨绝人寰的恶行。
在种族关系更加复杂的本区域，脱离殖民统治的不少国家没能摆脱“分而治之”的历史阴影，都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斯里兰卡自1983年爆发并持续26年的血腥内战，便是淡米尔人为反抗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的歧视政策；缅甸至今持续的内战，也是另一个教训。由此就不难理解新加坡管理多元社会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以及政府为何从来不轻忽任何可能造成社会撕裂的现象。所谓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并非课本里一带而过的论述，背后隐含巨大的安全意义，须要国人认真看待。
尚穆根用“可耻且恶毒”的重话，抨击这轮企图制造族群关系紧张的网上舆论，所以恰如其分。因为人性不易改变，永远会是政治野心者试图利用的工具。虽然理论上“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但现实显然不完满。当然，超越人性本能，不断向上提升，止于至善，仍然是人生意义的究竟；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多元社会的基本和谐，始终必须是全体新加坡人要兢兢业业的共同责任。
坦诚面对多元社会的软肋，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气馁放弃。相反，我们要抱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勇气，坚持不懈，在遇到歧视同胞的现象时勇于反驳，毕竟大家都希望子子孙孙能继续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和平共处。至今的成果表明，逆水行舟依然还是能前行。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